欢迎来到实证政治学网!

摘 要】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和不断壮大已经日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之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也成为学界研究的新兴领域,其中有关新社会阶层政治态度的测量与比较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基于六省市调查数据,通过采用政府信任、社会安全感知、权利意识、权威认同以及不平等意识五个指标对新社会阶层群体的政治态度进行测量,可以发现:“体制内”中间阶层在政府信任上显著高于新社会阶层群体;相比社会中下层,新社会阶层群体的政治态度不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倾向;而在新社会阶层群体内部,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较,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更加偏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态度。

关键词】新社会阶层;中间阶层;政治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这些“体制外”的部门吸纳了大量的从业人员,培育了一个庞大的新社会群体。本文尝试通过对新社会阶层政治态度问题的研究,系统回答新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的政治态度差异问题。一方面,通过比较新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社会中间阶层政治态度的差别,进一步了解“体制”因素对于社会成员政治态度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通过比较新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政治态度的差别,了解阶层差异和职业特征对于社会成员政治态度的影响程度。

新社会阶层与政治态度

(一)新社会阶层的界定

新社会阶层概念最早出现于2001年,具体指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2006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指出:“新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指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股份制公司中自然人股东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群体;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是指其组织、人事关系隶属于非国有机构和人才交流中心,不参与“体制内”收入分配,凭借自身的知识、技艺、特长和意愿,自由选择专业和管理工作的知识分子。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变革,新社会阶层的规模不断壮大,其内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一切非公有制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发挥劳动创造精神和创业精神,回馈社会,造福人民,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讲话凸显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新社会阶层中的重要地位,也使得新社会阶层在概念上与原来有所不同,从而产生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新社会阶层包括非公有制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而狭义的新社会阶层则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自从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出现以后,在相关的理论研究中,也有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探讨。例如,有学者将上述新社会阶层的六大群体具体分为私有阶层、知识阶层与管理阶层三大阶层。此外,还有学者将新社会阶层界定为“体制外”的经济精英、管理精英和技术精英等群体。可以说,新社会阶层不同于社会学意义上的阶层概念。从广义上而言,它是指“体制外”的新社会群体;从狭义上而言,则特指四类职业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看,新社会阶层所包含的各种群体并不属于同一个阶层,而是指在社会结构变革的进程中新出现的“体制外”职业群体。职业是社会分层的基础,从新社会阶层的构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新社会阶层”属于专业技术人员,这部分人在社会分层领域处于中间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阶层位置上来看,“新社会阶层”大致相当于中间阶层,或者进言之乃是“体制外中间阶层”。在本文中,我们主要是从广义上来使用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的,它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两类群体。

(二)新社会阶层的特点与政治态度的倾向性

新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具有先天的“开放性”特点。开放性意味着社会成员机会的均等,而机会均等主要是指新社会阶层的身份和地位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是由自身的能力、素质以及对机遇的把握等因素决定的。此外,新社会阶层还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特征,综合来看,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人员构成、价值观念、职业特征和行为取向等方面。在人员构成上,新社会阶层构成成分复杂,学历和收入普遍较高,且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即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在价值观念上,新社会阶层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从职业特征上看,新社会阶层呈现出流动性、风险性和不稳定性等特征;在行为取向上,新社会阶层有较强的竞争和创新意识,思想较为活跃。上述特点对新社会阶层政治态度的倾向性具有较大影响。从政治态度上看,由于新社会阶层群体的整体素质较高,具有相对较强的经济能力,因此其政治参与意识和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意愿也较为强烈。

(三)政治态度的测量

政治态度一词最初由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提出,他认为,政治态度是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共同组成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组织,用以引导或影响个人对有关政治目标、政治情境的反应。政治态度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心理现象,由社会政治环境与个人政治社会化过程交织作用而成,它体现了人们看待和反应政治现象的方式。在国内学界,有学者将政治态度定义为:政治人对政治目标与政治情境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其中,政治目标包括整个政治系统、政治系统中的各种角色、角色承担者、政治系统中的自我角色、政治规制和政治系统中的输入与输出。政治情境则指特定时空的政治状况。政治认知是个体根据对政治目标与政治情境外在特征的认识,推测与判断其内在属性的过程。政治情感是对政治目标与政治情境的喜好、评价与反应,这种反应依据认知或通过把政治目标与政治情景简化而以喜好与否的方式出现。政治行为倾向则指在特定政治环境之下,为达到政治目标而准备采取行动的倾向。

关于社会政治态度的测量指标,学者们主要聚焦于对社会中间阶层政治态度的测量。李春玲主要采用三个维度即满意度、权威认同和社会公正意识进行测量,并进一步将这三个维度的具体概念操作化为个人生活满意度、社会生活满意度、政府信任、权威认同、不平等感受指数与冲突意识指数。而孙秀林、雷开春将政治态度概念操作化为权威主义、社会满意、自由主义与社会公平四个维度。除此之外,李路路等人还曾围绕政体偏好、政府偏好、政治重要性、政府信任度和政治顺从五个维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及其变迁趋势进行了分析。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政府信任、社会安全感知、权利意识、权威认同以及不平等意识五个维度对新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进行测量。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自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0128月至20133月进行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抽样调查。该调查涉及河南省、吉林省、上海市、广东省、云南省、甘肃省6个省市,样本总量为5745

(二)概念的测量与操作化

1.因变量:政治态度

政治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分析政治态度时经常使用的分析框架。政治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是相反的,两者最大的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待社会变迁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对国家和权威以及对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的态度。本文按照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析框架,并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选择测量社会政治态度的相应指标。本文所选择的测量问题以及选项赋值情况主要如下:(1)请您对当地以下各项问题的严重程度做出评价(包括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在上述各项问题选项的赋值上,“非常严重”赋值为1分,“比较严重”赋值为2分,“一般”赋值为3分,“不太严重”赋值为4分,“很不严重”赋值为5分。(2)您对于以下机构的信任程度如何(包括中央政府、军队、司法机关、地方政府)。在上述各项问题选项的赋值上,“完全信任”赋值为1分,“不太信任”赋值为2分,“一般”赋值为3分,“比较信任”赋值为4分,“完全信任”赋值为5分。(3)您对于以下说法的意见如何(包括“国家兴旺了,家庭生活才会好”“政府只要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多做实事,就会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在上述各项问题选项的赋值上,“很不同意”赋值为1分,“不同意”赋值为2分,“说不清”赋值为3分,“同意”赋值为4分,“非常同意”赋值为5分。(4)您认为自己是否属于弱势群体。在该问题选项的赋值上,“一点也不弱势”赋值为1分,“不太弱势”赋值为2分,“一般”赋值为3分,“比较弱势”赋值为4分,“非常弱势”赋值为5分。(5)您觉得能否公开自主表达个人意见。在该问题选项的赋值上,“完全能自主表达”赋值为1分,“能自主表达”赋值为2分,“一般”赋值为3分,“不能自主表达”赋值为4分,“完全不能自主表达”赋值为5分。(6)以下有关民主权利的说法,您的同意程度如何(包括“业主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可以有效维护业主利益”“工会对保障职工利益是很重要的”“领导做决定前会听取群众意见”)。在上述各项问题选项的赋值上,“非常不同意”赋值为1分,“不同意”赋值为2分,“中立”赋值为3分,“同意”赋值为4分,“非常同意”赋值为5分。

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因子分析。首先,通过KMO检验,得出KMO0.7618,这说明上述问题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次,通过因子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析出5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共解释了65.80%的差异。通过分析,第一个提取的公因子在对中央政府、军队、司法机关、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问题上负载较高,解释度均超过70%,为此将其命名为“政府信任”;第二个提取的公因子在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的负载度较高,解释度均高于70%,为此将其命名为“社会安全感知”;第三个提取的公因子在关于民主权利说法问题上的负载较高,解释度均高于70%,为此将其命名为“权利意识”;第四个提取的公因子在“国家兴旺了,家庭生活才会好”及“政府只要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多做实事,就会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两个说法上的负载较高,解释度均高于75%,为此将其命名为“权威认同”;第五个提取的公因子在“您认为自己是否属于弱势群体”以及“您觉得能否公开自主表达个人意见”两个问题上的负载较高,解释度均高于65%,为此将其命名为“不平等意识”。相应地,这五个提取的公因子便成了本文测量新社会阶层政治态度的指标。

2.自变量

(1)客观阶层地位。按照职业和地位的不同,本文将客观阶层地位分为社会中间阶层、社会中下层及下层。由于社会上层人士所占比重小,所以我们将社会上层也合并为社会中间阶层。根据上述界定,在本文中,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中间阶层都属于社会中间阶层。与此同时,本文采用调查问卷中的“您目前/最后这份工作的具体职业”“您目前/最后这份工作的单位或公司的类型”“您目前/最后这份工作的单位或公司的所有制性质”三个问题对新社会阶层进行了界定。此外,本文参照了相关研究,将个体工商户也列为社会中间阶层。在统计分析的过程中,将社会中间阶层划分为新社会阶层和“体制内”中间阶层两类,用来比较新社会阶层与社会中下层、“体制内”中间阶层的政治态度差异,分别赋值为012。根据职业类别划分,新社会阶层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具体包括:非公有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新社会阶层中的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和“体制内”中间阶层所属职业类别一致,具体包括:管理人员、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与业务人员,二者的唯一区别在于所属单位的性质差异。社会中下层所属职业类别包括:商业/服务业工作人员、技术工人、一般工人(半技术、非技术工人);社会下层所属职业类别包括:农民、无业人员。

按照上述标准,六省市受访者中,社会中间阶层所占比例为32.91%,其中“体制内”中间阶层所占比例为14.24%,新社会阶层所占比例为18.67%(其中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所占比例为9.04%,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所占比例为9.63%);社会中下层及下层所占比例为67.09%

(2)主观阶层认同。本文采用问卷中“您认为您家的社会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这一问题来测量受访者的主观阶层认同,并将之划分为3分变量,即中下层及下层、中间阶层、上层与中上层,分别赋值为012。按照这一标准,六省市受访者主观阶层认同分布的比例为,认同自身为中上层及上层的比例为7.10%,认同自身为中间阶层的比例为51.30%,认同自身为中下层及下层的比例为41.60%。其中,新社会阶层在此维度上认同自身为中上层及上层的比例为7.05%,认同自身为中间阶层的比例为58.46%,认同自身为中下层及下层的比例为34.49%

(3)不公正对待。对于不公正对待的测量,本文采用的问题是,“在过去的12个月,您和家人是否经历过下列事情”(对自己家庭不利的政策、在政府机构时受到不合理对待、被强制性捐款)。在统计的过程中,本文将上述3个指标进行累加,建立新的虚拟变量——不公正对待,没有经历过任何不公正对待赋值为0分,至少有过一种不公正对待经历赋值为1分。为了检验其科学性,通过对上述3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仅析出1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KMO=0.5540,其有效性得到了验证。

(4)新社会阶层类别。为了比较新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政治态度的差异,本文还将新社会阶层分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两类,分别赋值为01。在六省市的受访者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所占比例为52%,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所占比例为48%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个人年收入对数、宗教信仰、政治面貌、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户籍所在地、户口类型、居住地区。

(三)研究假设

20世纪美国的心理学家斯通指出:“个人对他的政治环境的趋向,受他对自身的有关结构认知的影响。”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认为,人们在一个社会领域中形成的主观态度以及习惯会外溢到其他的社会领域,进而可能影响人们在其他社会领域里的主观态度和行为。这表明,职业类型以及社会阶层位置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到人们的政治态度。此外,政治态度的研究主要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种路径。其中,保守主义主要倾向于维持现状、不信任民主,更相信权威式的领袖或强有力的国家,同时认为维护财产权利比维护公正和公平更重要;而自由主义则倾向社会演进或进步、公平理念应该高于产权、信奉个人自由超过相信权威、主张民主政治和社会公正。新社会阶层作为“体制外”的中间阶层,相比“体制内”中间阶层而言,在日常工作中能够参与相关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相对可能少一些,进一步来看,这又会对他们了解相关公共事务和政治态度上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有关客观阶层地位对政治态度差异影响的研究假设:

假设1:与“体制内”中间阶层相比,新社会阶层具有更为自由的政治态度。具体操作化为以下5个假设:

假设1.1:与“体制内”中间阶层相比,新社会阶层政府信任更低;

假设1.2:与“体制内”中间阶层相比,新社会阶层社会安全感知更低;

假设1.3:与“体制内”中间阶层相比,新社会阶层权利意识更强;

假设1.4:与“体制内”中间阶层相比,新社会阶层权威认同更低;

假设1.5:与“体制内”中间阶层相比,新社会阶层不平等意识更强。

事实上,不仅新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存在差异,而且新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的政治态度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同时,由于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职业的差异,群体性的收入差别主要是由职业的不同造成的,所以收入水平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为职业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在新社会阶层内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在工作性质等方面的差异会影响到其政治态度的形成。根据相关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有关新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政治态度差异的研究假设:

假设2: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拥有更为自由的政治态度。具体操作化为以下5个假设:

假设2.1: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府信任度更低;

假设2.2: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社会安全感知更低;

假设2.3: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权利意识更强;

假设2.4: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权威认同更低;

假设2.5: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不平等意识更强。

新社会阶层政治态度的实证分析

(一)不同阶层政治态度比较

已有研究发现,社会地位和阶层位置等会对政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本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了不同社会地位阶层在政治态度上存在的差异(详见表1)

1.政府信任

从模型1中,我们可以看出,相比较而言,男性、有宗教信仰、中共党员、农业户口等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度更高一些。与此同时,年龄与政府信任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教育年限与政府信任之间则是负相关关系。此外,从地域的影响上来看,与西部地区受访者相比,东部和中部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更低一些,其中,东部地区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最低的。

在控制了常规人口学变量之后,该模型中的主客观阶层均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就客观阶层而言,相比新社会阶层,社会中下层及下层与“体制内”中间阶层对于政府的信任度更高,其中“体制内”中间阶层政府信任度最高,这一结论证明了假设1.1。对此的理论解释是,受教育年限、经济状况等因素的限制,社会中下层普遍易受舆论导向影响;而“体制内”的中间阶层,由于对政治体制与政策有较高的认同与评价,进而这些情感会自然地转化为对政府具体机构的信任。在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上,与主观认同中下层及下层的受访者相比,主观认同中层以及主观认同中上层的受访者对于政府信任度更高,其中,以主观认同中上层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同时,不公正对待对政府信任度也有着显著的影响,与没有经历过不公正对待的受访者相比,有过不公正对待经历的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更低。



2.社会安全感知

在模型2中,我们可以发现,相比较而言,男性、无宗教信仰、已婚受访者的社会安全感知更高一些。个人年收入、教育年限与社会安全感知呈负相关关系。从地区分布上看,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受访者的社会安全感知相对较高,但是东部地区无显著差异。

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该模型中的主观阶层认同因素对社会安全感知有显著的影响。在主观阶层认同上,与主观认同中下层及下层的受访者相比,主观认同中层以及中上层的社会安全感知更高。同时,不公正对待对于社会安全感知具有显著影响,相比较而言,有不公正对待经历的受访者的社会安全感知相对更低。在客观阶层的影响上,相比新社会阶层,社会中下层及下层受访者与社会安全感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体制内”中间阶层与新社会阶层相比,尽管社会安全感知呈现出正向影响的趋势,但并不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假设1.2没有得到有效验证。

3.权利意识

在模型3中,我们可以看出,客观阶层地位对权利意识没有显著影响,研究假设1.3没能得以验证。然而主观阶层认同对权利意识具有显著性的影响,相比较而言,主观认同中层及中上层的受访者权利意识更强。正是由于对所处社会结构评价相对较高,因此其权利意识也相对更强。此外,有不公正对待经历的受访者的权利意识相对更弱一些。在控制变量上,相比较而言,女性、中共党员有着更强的权利意识。同时,户口类型、婚姻状况对权利意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户口的权利意识更弱;与未婚的受访者相比,已婚受访者的权利意识更弱。

4.权威认同

模型4比较了主客观阶层对于权威认同的影响。通过模型可以看出,与社会中下层及下层相比,新社会阶层的权威认同更高。对此的可能解释是,由于新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对于政府有更多的期待,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权威认同。与新社会阶层相比,“体制内”中间阶层与权威认同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因此研究假设1.4无法得到验证。在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上,与认同中下层及下层的受访者相比,主观认同中层的受访者的权威认同更低一些。在控制变量方面,年龄与权威认同呈正相关关系。此外,信仰宗教、已婚、本地户籍、农业户口等受访者的权威认同更高一些。

5.不平等意识

在模型5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控制变量上,与女性相比,男性的不平等意识更弱。个人年收入、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对不平等意识均呈现出负向影响,同时,宗教信仰、户口类型对不平等意识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前四个模型不同的是,不公正对待经历对不平等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主观阶层认同对于不平等意识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与主观认同中下层及下层的受访者相比,主观认同中层以及中上层的受访者的不平等意识更弱一些,这与主观认同受到客观社会地位影响有密切关系。在客观阶层的影响中,与社会中下层及下层受访者相比,新社会阶层的不平等意识更弱一些;而“体制内”中间阶层与不平等意识的关系不显著,因此,研究假设1.5无法得到有效验证。

通过上述五个模型的分析可以发现,按照客观阶层地位来划分的话,不同阶层在政治态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一方面,与新社会阶层相比,社会中下层及下层的政府信任度更高,社会安全感知更高,权威认同更低,不平等意识更强。另一方面,与新社会阶层相比,“体制内”中间阶层的政府信任度更高,其余阶层的政治态度则没有显著差异。

(二)新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政治态度的差异

根据职业的不同,本文分析了新社会阶层内部的不同群体,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差异状况(详见表2)

1.政府信任

从模型6中可以看出,在该模型的控制变量中,年龄对政府信任具有正向影响,而教育年限对政府信任具有负向影响。相比较而言,中共党员、农业户口受访者的政府信任度要更高一些。而在地区分布上,西部地区受访者的政府信任度最高。在自变量方面,从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偏回归系数看,该变量对政府信任不具有显著影响。同样,主观阶层认同对政府信任也不具有显著影响,因此,研究假设2.1无法得到验证。除上述两个变量外,不公正对待经历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即与没有不公正对待经历的受访者相比,有不公正对待经历的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更低。



2.社会安全感知

从模型7中可以看出,在控制变量上,仅户籍所在地、户口类型对社会安全感知存在显著影响。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社会安全感知更低,这一结论验证了研究假设2.2。从原因上看,这一结果可能与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所处社会地位、职业、经济状况等有一定关系。主观阶层认同对社会安全感知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与主观认同社会中下层及下层的受访者相比,主观认同中层与认同中上层的受访者的社会安全感知更高一些。此外,不公正对待经历对社会安全感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没有不公正对待经历的受访者相比,有过不公正对待经历受访者的社会安全感知更低。

3.权利意识

在模型8中,文章分析了新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权利意识的差异。在控制变量上,个人年收入、教育年限与权利意识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在户口类型上,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户口受访者的权利意识更弱。在地区上,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与中部地区受访者权利意识更强。此外,从偏回归系数看,其余控制变量对权利意识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在自变量的影响上,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权利意识更强,这一结论验证了研究假设2.3。此外,不公正对待经历对权利意识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与没有不公正对待经历的受访者相比,有不公正对待经历的受访者的权利意识更弱。

4.权威认同

从模型9中可以看出,在控制变量上,年龄、户籍所在地、户口类型对权威认同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著。具体而言,本地户籍、非农户口受访者的权威认同度均呈现更低水平。在地区上,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受访者对于权威认同的指数更低,然而中部地区对权威认同并不存在影响。此外,从偏回归系数看,与非公有经济人士相比,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对权威认同具有负向的影响,这一结果有效验证了研究假设2.4

5.不平等意识

在模型10中,从控制变量上看,年龄对不平等意识具有正向影响,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地区分布上,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受访者的不平等意识更强。另外,与没有不公正对待经历的受访者相比,有不公正对待经历受访者的不平等意识更强。

在主观阶层认同上,与主观认同中下层及下层的受访者相比,主观认同中层及中上层的受访者的不平等意识更弱一些。在客观阶层上,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不平等意识更高,这一研究结论有效验证了假设2.5

通过对上述五个模型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新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在政治态度上同样存在明显的差异。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社会安全感更低,权利意识更强,权威认同更低,不平等意识更强。

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基于职业分类标准,分析了新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以及新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政治态度的差异。具体来看,本文主要有以下研究发现:

首先,在阶层地位与政治态度的关系上,按照客观阶层地位来划分,相比于“体制内”中间阶层,新社会阶层的政府信任度更低,“体制内”中间阶层对于政府的信任度普遍高于新社会阶层;按照主观阶层认同来划分,新社会阶层中主观认同为中间阶层及中上层的社会安全感知更高,不平等意识更弱。其次,在新社会阶层群体内部,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社会安全感知更低,权利意识更强,权威认同更低,不平等意识更强。由此可见,基于职业分类,新社会阶层内部不同群体间的政治态度还是存在着显著分化的。再次,总体来看,不公正对待经历对所有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都具有显著影响。与没有不公正对待经历者相比,有不公正对待经历者的政府信任度更低,社会安全感知更低,权利意识更弱,不平等意识更强。最后,年龄、教育年限、户口类型等控制变量对政治态度有显著影响。

总体来说,在政治态度的测量上,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体制内外的同一阶层间也存在差异,但更为明显的是新社会阶层群体内部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间存在的差异。这意味着不仅阶层差异和体制因素是导致不同政治态度的关键因素,并且职业群体特征对政治态度的差异也有一定的解释力。当然,这还只是一种推论,相关问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来提供解释。除此之外,新社会阶层群体作为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新兴群体,其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以及新社会阶层群体的政治参与行为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1)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86页。

(2)宋林飞:《如何认识中国新社会结构》, 《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

(3)齐杏发:2001年以来我国新社会阶层政治社会影响实证分析》, 《理论与现代化》2007年第4期。

(4)刘华:《当代中国的新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关系探析》, 《求实》2003年第4期。

(5)张海东、杨城晨、赖思琦:《中国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调研报告》, 载李培林等主编《201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117页。

(6)Allport, Gordon W., “Attitudes”, in Carl Marchison (ed.) , A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Worcester Mass:Clark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802~830.

(7)Gabriel A.Almond, etc., Comparative Politics:A Theoretical Framework, New York: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1996, p.46.

(8)王敏:《政治态度:涵义、成因与研究走向》,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9)(9)(12)(16)李春玲:《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 《社会》2011年第2期。

(10)孙秀林、雷开春:《上海市新白领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 《青年研究》2012年第4期。

(11)李路路、钟智锋:《“分化后的权威主义”---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及其变迁分析》, 《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1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60页。

(14)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学》, 胡杰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6页。

(15)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41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11页。

(18)孙永芬:《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心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215页。

(19)卢春龙:《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 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