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实证政治学网!

【摘 要】本文在第三波东亚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四种类型的政府信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在抗争性政治参与上,反差序政府信任(即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者最为积极,差序政府信任(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者次之,最没有积极性的是两类无差序政府信任(即“央地皆信”或“央地皆不信”)者。而在选举性政治参与上,积极性最强的是“央地皆信”和反差序政府信任者,再次是差序政府信任者,最后是“央地皆不信”者。

【关键词】政治参与;政治信任;政府信任;差序政府信任;反差序政府信任


一、理论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政治参与可以被定义为普通民众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政治活动,从而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根据这一定义,政治参与包括了如下特征:(1)政治参与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行为,而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活动。(2)政治参与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而不包括专业从事政治活动者,譬如政客、政府官员等。(3)政治参与的目的在于影响政府决策,而不是影响企业或NGO的决策。(4)在形式上不管是否合法,只要是普通民众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都可以被视为政治参与。无论是参与选举,联系官员还是游行示威均属于政治参与。根据不同的标准,学界将政治参与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制度化的和非制度化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动员的和自发的;和平的和暴力的;组织化的和个人的;主动性强的和主动性弱的;持续的和间断的。其中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最常用的分类方法。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参与方式有着严格的程序,参与的过程和结果有较强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有代表性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包括基层自治组织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等。相比之下非制度化参与并无严格的程序,参与的过程和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有代表性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包括上访、游行、示威、静坐等。

已有的实证研究发现,影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包括:性别、政治面貌、居住地、所嵌入的政治参与文化、对民主和改革的认知取向、对执政当局的信任与支持、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基层干部绩效的评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自身的外部效能感、与基层权威的关系、自身的政治资源与政治诉求等。其中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受到了较为广泛地关注。阿尔蒙德等将政治参与文化分为“狭隘型(parochial)”、“顺从型(subject)”和“参与型(participant)”三类。“参与型”政治文化影响下的公民倾向于对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部分做出反应。“顺从型”公民只对政治系统的输出部分做出反应。而“狭隘型”公民对于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部分均无反应。在有些学者看来,中国大陆居民的政治参与文化可能属于后两种。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阻碍政治参与两个难以逾越的屏障之一(另一个是“蜂窝式”的传统社会结构),因为它是一种“整体本位”的文化———不承认个体利益的正当性,以压抑个人私欲的方式达到整体的和谐。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容易将个人与国家之间定义为一种“等级”而不是“互惠”关系。而在这种“等级”关系中,一方面人们不会期许政府必须很好地回应自己的诉求;另一方面当个人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应更倾向于“配合”,甚至为整体利益做出牺牲。这种“整体本位”和“义务本位”的文化强调人们应尽的义务,忽视人们本应享有的权力,因而以民众利益表达为目的政治参与也就没有用武之地。当然这种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有学者发现;与中国大陆(尤其是广大农村)不同,在同属中国传统文化圈的台湾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政治权威被降格,并且这些权威在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合法性被承认。关于澳门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的研究也发现,作为精英和作为普罗大众的中国人在政治参与文化上截然不同,后者比较冷漠而前者倾向于主动,这一点在来自大陆的移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与上述研究观点不同的是,钟杨则发现作为普罗大众的农民的政治文化并不比城市居民落后,相反在相对先进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农民的政治参与较城市居民更为积极。相比之下郭正林则走得更远,他指出真正拉开当代中国宪政制度建设帷幕的不是城里人,而是在村民直选中落实政治权利的农民大众。

作为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差序政府信任(hierarchical trust)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差序政府信任”简单地说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上级政府的信任高于对下级政府的信任。一般来说差序政府信任者普遍认为中央政府与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地方政府与自己的利益往往是对立的。差序政府信任者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截然不同的判断可能有三个来源:(1)传统政治文化。包括对皇权的崇拜与合理化,对政治权威的服从与信赖,对下级官僚的成见。(2)政治结构因素。一方面民众“必须”信赖中央以期自己遭遇的不公得到纠正,另一方面政府逐级向上负责的原则导致地方政府常常忽视基层民众的权益。(3)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民众一方面听到的是中央的一系列惠民政策,譬如对农业税进行减免、在义务教育阶段施行“两免一补”等;而另一方面看到的却是地方政府超额征收税费、非法出让集体土地、选择性地执行上级政策从而攫取经济利益。虽然差序政府信任者占大多数,但仍存在不少民众赋予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同水平的信任,即“无差序政府信任”者,其中包括了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度皆高(equal trust)和两者皆低(equaldis trust)两种情况。与“差序政府信任”和“无差序政府信任”相对的是“反差序政府信任”(paradoxical trust)即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反差序政府信任者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人口中占比很高,但在我国持有此种信任结构者的比例却很小。虽然如此,反差序政府信任所蕴含的政治能量却是不容小觑的。在政府信任结构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关系上,有学者发现对上级政府的信任和对下级政府的不信任共同鼓励了人们的上访行为,而对中央政府动机(认为中央是关心农民并欢迎农民上访的)的信任和能力(能够保证自身政策的有效实施)的怀疑则共同催生了人们“替天行道”式的“依法抗争”。于建嵘在以进京上访群众为样本的实证研究中同样发现上访者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信任水平上的差异是导致他们进京上访的重要原因。谢秋山和许源源在对“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中,也发现“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与抗争性利益表达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上述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府信任结构与政治参与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1)研究主要集中在抗争政治领域,对于以选举为代表的制度化政治参与讨论尚少;(2)即使是在抗争政治领域,也主要关注的是上访行为,而忽略了游行、示威、静坐等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3)以信任差作为解释变量,有可能导致占比较少的反差序政府信任者的声音被占比较多的差序政府信任者所淹没。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拟对2011年东亚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参与到前述文献讨论之中。为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采取以下研究设计:(1)在因变量上,分别选取属于制度化参与的“选举性参与”(主要考察投票行为)和属于非制度化参与的“抗争性参与”(包含上访、游行、示威、静坐)两类政治参与行为作为因变量。(2)在自变量上,将政府信任分为四类:差序政府信任,反差序政府信任,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不信)

在抗争性政治参与上,无差序政府信任中“央地皆信”者作为“顺民”,应该不愿意参与到与政府之间带有“对抗”性质的政治活动之中。因为他们可能相信,如果错在政府,则各级政府会通过内部机制自行纠正错误;如果错不在政府,那么自己就有义务舍弃自身利益维护集体的和谐。如果将这种“央地皆信”的民众作为参照系,相比之下差序政府信任者应该要更为积极一些(尤其是在上访问题上),因为差序政府信任一方面会影响民众的“利害计算”———同等条件下一个人对中央和地方的信任差越大,就可能越倾向于低估挑战地方政府的风险。而另一方面,对中央的信任和对中央政策的认同会让人产生的一种功绩感———觉得维护中央政策的尊严理应得到中央的保护和奖励。但有趣的是,反差序政府信任者对于抗争性政治参与可能同样积极,不同的是他们在遇到问题时应该(像持有类似政治信任结构的西方民众一样)更倾向于采取“游行、示威、静坐”等直接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同时施压的方式。因为他们一方面不担心地方政府敢于使用暴力弹压自己,另一方面也相信地方政府有动机和能力回应他们的诉求。而无差序政府信任中“央地皆不信”的民众,或许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政治冷漠,他们可能认为抗争行为一方面并不能解决自己遭遇到的不公,另一方面还有可能激怒当局并招致报复。据此提出研究假设一:在抗争性政治参与上,与无差序政府信任相比(包括“央地皆信”和“央地皆不信”),差序政府信任和反差序政府信任者的倾向性均要更强一些。

在选举性政治参与上,四种政府信任形态对政治参与的作用逻辑则完全不同。由于我国大多数地区在基层民主选举中采取的是一种“等额”或“象征性差额”方式,导致那些有着强烈西方式民主取向和内在效能感的人不大可能参与到这种“半竞争性(semi-competitive)”的选举活动中去,而那些现有政体支持者和政治权威的追随者更可能参与到投票活动中去。也就是说,参与基层选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对现政权(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支持。因而可以推测,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者作为“顺民”,应该在基层选举参与中最为积极;其次是反差序政府信任者,因为相较于中央政府他们对身边的地方政府更有信心,而且参与到选举中也可以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潜在政治权威者产生互动,从而通过培养政治资源为自己谋取利益;再次是差序政府信任者,因为他们虽然不相信身边的地方政府,但是地方官员毕竟是自己所信任的中央政府任命的,基层民主也是中央政府一直所倡导的。因而自己参与其中,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与中央“同心同德”,另一方面可以“替中央(或上级)”监督地方政府在基层选举中的行为。最后,对于有政治冷漠倾向的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不信)者而言,选举性政治参与可能并无太大意义,因而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应该是最小的。据此提出研究假设二:在选举性政治参与上,积极性最强的应该是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者,其次是反差序政府信任者,再次是差序政府信任者,最后是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不信)者。

本研究采用的第三波东亚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数据,由台湾“东亚民主研究中心”的朱云汉院士主持,其大陆部分调研由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牵头执行。采集时间为201171日到101日,抽样范围包括除香港、澳门、台湾、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和海南以外的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样总体覆盖全国94.87%的人口。家庭抽样方法为基于行政区划的分层抽样,而家庭内的个体抽样法为基于Kish表的随机抽样,具体的问卷调研方法为面对面问卷访谈法。调查共采集到3473个有效样本个体,其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



(一)因变量

将原问卷中考察“选举性政治参与”和“抗争性政治参与”的两问项转化为二分变量。选举性政治参与问项转化为:“自从您有资格参加选举以来,过去几次选举您有参与过投票了吗?=1;没有=0。”抗争性政治参与问项转化为:“在过去三年中,您是否采取过上访、游行、示威、静坐等方式,提出您的意见或解决您遇到的问题?=1;没有=0。”将两变量分别作简要描述分析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1)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被试有过选举性政治参与经历,参与选举已经成为民众影响基层政府行为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一点与部分学者已有的研究可以相互验证。(2)抗争性政治参与的比例同样惊人,因为除去拒绝回答者——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因为问题的敏感性隐瞒自己曾经的参与行为——单是明确承认自己“在过去三年内”有过抗争性政治参与行为者就占到了3.1%,这意味着仅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地级市,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就可能有十数万人/次直接领导或参加了抗争性政治活动。

(二)自变量

在自变量方面,本研究将已有文献中作为自变量的“央地政府信任差”分解为四组二分变量:是否为差序政府信任,是否为反差序政府信任,是否为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是否为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不信)。这样分解相较于央地政府信任差而言,可以避免占比较小的反差序政府信任对因变量的影响被占比较大的差序政府信任淹没。四类政府信任的描述分析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持有差序政府信任者占总样本的多数,达到了53.8%;反差序政府信任者占比例很少,仅有2.8%;而持有无差序政府信任者总数为36.5%,其中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皆信任的占34.9%,而央地皆不信者占1.6%。这一描述分析结果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基层政府最高、州政府次之、联邦政府最低”的层级信任结构恰恰相反,而与李连江的“差序政府信任者在我国公民中占多数”的判断是一致的。

三、研究发现

这里分别以“抗争性政治参与”和“选举性政治参与”作为因变量,构建两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从统计标准上看,两个回归模型的Nagelkerke R值显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中模型2好于模型1。在拟合优度上,两模型均通过了Omnibus卡方检验。




(一)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诸如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居住地、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人口学因素,被认为是影响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原因。这里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放入研究模型,结果显示:(1)在抗争性政治参与方面,只有户口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表现为非农业户口者更倾向于抗争性政治参与。性别和民族对因变量也有一定影响,但是显著性水平仅为0.1(2)在选举性政治参与方面,回归分析显示农业户口者较非农业户口者更倾向于选举性政治参与,显著性水平为0.001。这似乎验证了前文的观点:西方式民主取向相对较强的城市居民较农村居民而言,更不愿意参加到现有的“半竞争式”基层选举当中。这与郭正林和钟杨各自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此外,年龄和政治面貌也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作用于因变量。在年龄方面,年龄越大的人越倾向于参与到选举当中,这可能意味着20世纪最后30年美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代际更替问题在我国也已开始出现。而在政治面貌方面,共产党员比普通群众更倾向于选举性政治参与。这一点与已有研究也是相吻合的,一方面作为共产党员参与选举是一个表明政治立场的机会;另一方面相较于普通民众而言,拥有更多政治资源的共产党员可以通过参与选举为自己牟取更多的利益。

(二)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在抗争性政治参与上:(1)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不信)者与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者这一基准相比,在抗争性政治参与上没有显著的差异;(2)差序政府信任者与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者相比,在抗争性政治参与的上的odds比为EXP(0.654)=1.923,即前者在几率上约为后者的两倍;(3)反差序政府信任者与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者相比,在抗争性政治参与的上的odds比为EXP(1.268)=3.554,即前者在几率上是后者约三倍半还多。据此研究假设一被证实:在抗争性政治参与上,反差序政府信任者最为积极,差序政府信任者次之,最没有积极性的是无差序政府信任者,无论他们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是皆信任还是皆不信。

在选举性政治参与上:(1)如研究假设二所设想,反差序政府信任者与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者这一基准相比,在选举性政治参与上没有显著差异;(2)差序政府信任者与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者的odds比为EXP(-0.314)=0.731,即前者的几率为后者的2/3稍强;(3)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不信)者与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者的odds比为EXP(-0.981)=0.375,即前者的几率为后者的1/3稍强。据此研究假设二也被证实:在选举性政治参与上,积极性最强的是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和反差序政府信任者,其次是差序政府信任者,最后是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不信)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所讨论自变量在数据结构上存在较大偏度,即四种政府信任结构的实际人数分别为186798121153。这种情况下,在估计回归系数时占比多的政府信任类型的影响力可能被放大。由于这是数据结构本身的缺陷,很难通过统计分析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但是本文还是拟尝试通过稳健性检验给出相对更为稳妥的结论,如表5中模型3和模型4所示。这里的具体做法是,参照政府信任类型中占比最多的差序政府信任,通过赋权的方式,放大其他三类占比较小的政府信任的样本量(这里是放大到与差序政府信任者相当),以平衡数据结构失衡造成的不良影响。可以看到上述模型3和模型4中的各自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方向与模型1和模型2相比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不同的是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因而原则上可以认为,这一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并不对模型1和模型2的分析结论构成实质性挑战。



数据结构失衡问题同样也发生在因变量上。如果说选举性政治参与中有参与经历者和无参与经历者2754719的比例尚可接受的话,抗争性政治参与中3303106的比例就显得悬殊了。因而这里同样通过样本赋权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分别放大抗争性政治参与者和无选举参与经历者的比例,使其在数量上与各自的对应者相当,以平衡数据结构失衡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样可以看到模型5和模型6中,各自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方向与模型1和模型2相比并没有发生变化,甚至在回归系数的数值上都较为接近。唯一变化较大的是模型5中,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不信)者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因而这里基本可以认为本文的回归模型原则上通过了模型5和模型6的稳健性检验。当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上述稳健性检验通过赋权改变了原有样本量的比重,因而表5中的常量是没有参考意义的。

四、讨论与结论

通过对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研究初步厘清了不同类型的政治信任结构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抗争性政治参与上:(1)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者的反应较为消极。作为“顺民”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舍弃自身利益维护集体和谐,而不愿意参与到与政府之间带有“对抗性”的政治活动之中。(2)相比之下,差序政府信任者在抗争性政治参与上要积极一些。这种积极性可能主要集中在上访问题上,因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容易导致他们低估挑战地方政府的风险,并放大上访活动的收益预期。(3)表现更为积极的是反差序政府信任者,不同的是他们应该更倾向于通过“游行、示威、静坐”等形式直接向地方政府施压。他们可能认为,与其间接通过上访让中央(上级)政府向地方(下级)政府施压,不如直接通过群体性政治参与向整个政府系统施压,因为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让他们一来不必担心会遭到弹压,二来认为地方政府有动机和能力回应他们的诉求。(4)与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者反应同样消极的是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不信)者,但是背后的逻辑并不相同。后者之所以不愿意参与抗争性政治活动,可能更多地是出于政治冷漠的原因,即不认为抗争行为能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

在选举性政治参与上:(1)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者最为积极。正如前文所述,作为“政体的支持者”和“权威的追随者”他们可能很愿意在这种“半竞争性式”的基层选举中表现出一种支持或配合的政治姿态(当然如果考虑内生性问题,不能否认有效地选举参与也会提升人们对基层政府的信任)(2)与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者没有显著差别的是反差序政府信任者。虽然不相信中央政府,但是他们对地方政府仍有信心,因而他们可能愿意参与到基层政府的选举活动中,一来表明政治态度,二来维护自身权益。(3)相比之下,差序政府信任者在选举上的积极性要稍差一些,但是差距并不大。因为差序政府信任者虽然不相信身边的地方政府权威,但是这些人毕竟是他们所信任的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直接或间接任命的。参与基层选举是“与中央的立场一致”的行为,同时也可以通过监督地方干部的行为,满足“替天行道”式的传统政治心理。(4)最后,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不信)者对于参与选举的积极性是最小的。因为对于他们这类倾向于政治冷漠者而言,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可能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政治信任结构对于政治参与选择有着一定的解释力。而且由于从发展趋势来看,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和差序政府信任在人群中的比例正在逐渐减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肖唐镖和易申波所观察到的,“以权力为中心”接触型和抗争型行为的增加。从减少抗争性政治参与和鼓励制度化政治参与两方面综合考虑,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信)是最优的状态,差序政府信任次之,再次为反差序政府信任,最不理想的是无差序政府信任(央地皆不信)的状况。因而要想减少上访、游行等抗争性群体事件,增强人们参与基层选举的意愿,政府需要在强化自身公信力、加强对政府公职人员的约束,以及提升基层政府形象上下功夫。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政治信任结构与政治参与选择之间并非单纯的单向影响与被影响关系,良好或恶劣的政治参与体验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政治信任结构,如张冲和万远英的研究就发现,村民正式和非正式政治参与对政府信任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因而,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将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制度化,通过机制改革将利益纠纷的调解基层化,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是行政改革努力的方向。



五、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和下一步改进方向

 (一)使用数据在结构上存在不均衡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无论是自变量还是因变量在结构上都存在一定的不均衡现象。虽然说文章通过赋权的方法对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而且结论原则上也通过了该检验。但是这种数据本身的缺陷,容易导致假设检验中第一类错误发生的可能性被误估,也就是说显著性水平p值的参考意义会变得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本文统计分析结论发生错误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了。由于这一缺陷很难通过调整统计分析方法从根本上解决,故而要在将来的研究中避免这一问题,需要对研究进行重新的设计,尤其是在数据抽样阶段,要综合考虑到上述不均衡问题,增加自变量和因变量稀缺选项上被试的数量。

(二)在分析过程中没有考虑环境嵌入效应

在基于问卷分析的实证研究中,许多研究对象实际上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因为变量自身以及变量间关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嵌入情境的影响,本文所讨论的政府信任与政治参与尤其如此。这种情况下,统计分析就应该使用多层次方法,否则研究结论将面临“严重的问题”。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基于全国范围内抽样的,理论上来说应该有很强的环境嵌入效应,但由于缺乏组层次的相关数据,这里无法对数据展开多层次回归分析,这就可能导致许多组层面的潜在控制变量在模型中并没有被控制掉,从而严重干扰个体层面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这些潜在的组变量可能包括已被部分学者所发现的:当地的人均GDP、就业环境、公共财政预算等等。在未来的研究中,本研究拟通过相关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补充组层面的数据,构建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


注释:

(1)Huntington, S.P., and J.M.Nelson.No Easy Choice: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3)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McLean, I., and A.McMillan.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Oxford, OX: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王明生:《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研究》,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2)Almond, G.A., and S.Verba.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Boston:Little, Brown&Company, 1965;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胡荣:《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

(3)(27)Chen, J.“Popular Support for Village Self-Government in China:Intensity and Sources.”Asian Survey45, no.6 (2005) :865-885;Jennings, M.K.“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no.2 (1997) :361-372;Jennings, M.K.“Gender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0, no.4 (1998) :954-973;Putnam, R.D.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ournal of Democracy6, no.1 (1995) :65-78.

(4)(23)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4期。

(5)Shi, T.“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A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Comparative Politics 33, no.4 (2001) :401-419.

(6)Pye, L.W.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7)(20)Bond, M.H.Beyond the Chinese Face:Insights from Psychology.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8)Li, C.“Confucian Value and Democratic Value.”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31, no.2 (1997) :183-193;Pye, L.W.“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An Overview Interpretation.”The China Quarterly, 127 (1991) :443-466;Weatherley, R.“Harmony, Hierarchy and Duty Based Morality:The Confucian Antipathy towards Rights.”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12, no.2 (2002) :245-267.

(9)Pye, M.W., and L.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28)Lo, S.H.“Political Culture and Participation in Macau.”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 17, no.3 (1990) :147-155.

(11)(29)Zhong, Y.“Political Culture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Some Empirical Evidence.”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7, no.3 (2004) :445-453.

(12)(28)(29)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 《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

(13)吕书鹏、肖唐镖:《政府评价层级差异与差序政府信任---基于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Bernstein, T.P., and X.Lü.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Peasants,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States in Reform China.China Quarterly, 163 (2000) :742-763;Li, L.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Modern China 30, no.2 (2004) :228-258.

(14)Li, L., and K.J.OBrien.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Modern China 22, no.1 (1996) :28-61.

(15)Li, L., and K.J.OBrien.The Struggle Over Village Elections.In Goldman, M., and R.MacFarquhar, eds.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9-144;OBrien, Kevin J., and L.Li.Campaign Nostalgia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Asian Survey 39, no.3 (1999) :375-393;Guo, X.Land Expropriation and Rural Conflicts in China.China Quarterly, 166 (2001) :422-439;吕书鹏:《差序政府信任:概念、现状及成因---基于三次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学海》2015年第4期。

(16)(26)Nye, J.S.Jr.“Introduction:The Decline of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In Nye, J.S.Jr., Zelikow, P.D., and D.C.King, eds.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8.

(17)(27)Li, L.“Political Trust and Petitioning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Comparative Politics 40, no.2 (2008) :209-226;OBrien, K.J., and L.Li.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New York, 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8)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年。

(19)谢秋山、许源源:《“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定量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4期。

(21)(27)李连江:《差序政府信任》, 《二十一世纪》, 2012年六月号。

(22)(31)Chen, J., and Y.Zhong.“Why Do People Vote in Semi-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China.”Journal of Politics 64, no.1 (2002) :178-197.

(23)(32)Shi, T.“Voting and Nonvoting in China:Voting Behavio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Choice Elections.”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1, no.4 (1999) :1115-1139.

(24)Manion, M.“Chinese Democratization in Perspective:Electorates and Selectorates at the Town Level.China Quarterly, 163 (2000) :764-782;Manion, M.When Communist Party Candidates Can Lose, Who Wins?Assessing the Role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the Selection of Leaders in China.”China Quarterly, 195 (2008) :607-630.

(25)Zhu, J.H.“‘I Dont Knowin Public Opinion Surveys in China: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Causes of Item Non-Respons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5, no.12 (1996) :223-244.

(28)(30)Putnam, R.D.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 NY:Simon and Schuster, 2000.

(33)(38)吕书鹏、朱正威:《政府信任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对China Survey 2008数据的双层线性回归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2期。

(34)肖唐镖、易申波:《当代我国大陆公民政治参与的变迁与类型学特点》, 《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5期。

(35)张冲、万远英:《村民政治参与, 民主观念与政府信任》, 《统计与信息论坛》2016年第10期。

(36)张雷:《多层线性模型应用》,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年。

(37)Luke, Douglas.A Multilevel Modeling.Thousand oaks, CA:Sage Press, 2004.

(38)郑建君:《个体与区域变量对公民选举参与的影响---基于8506份中国公民有效数据的分析》, 《政治学研究》, 2016年第5;游宇、张光, 《事与愿违:财政支出导向与政治信任》, 《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