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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问题已成为农村治理中亟需思考与破解的难题。然而,农村社会转型期间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却未有深入实证研究。结合驻点观察和问卷调查等方法从欠发达地区J村养猪污染个案出发,深入探究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变化过程及其对农村环境治理作用机理问题。研究发现,J村社会资本呈现信任水平降低、村落归属感较弱、参与意愿不足和规范制约功能丧失等存量不足现象,且快速城市化中社区封闭性被打破和富人群体主导是其主要原因;社会资本存量不足在欠发达区尤其普遍,且对环境治理造成负面效应。社会资本因存量情况而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其有效性。在快速城市化及农村边缘化背景下,如何增加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使其在环境治理领域发挥长效积极作用,是摆在学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议题。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环境治理;养殖污染;欠发达地区


我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继土地征用、公共物品供给和农村民主等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后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新难题。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农村环境污染与当地发展和百姓生计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关系复杂、利益多元,治理任务极为艰巨。目前政府行政主导的单一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无力应对全国60多万行政村的环境治理需求,并且存在典型的“重建设轻管理、重技术轻机制”等倾向,引发了“治不起、治不净和治不到”等问题。因此,探究适合当前农村社会快速变迁的环境治理策略,理顺农村内在制度,促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的农村环境问题研究集中在根源产生、环境技术和管理模式等方面,侧重从法律法规、管理体制、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和环境教育等角度分析产前、产中和产后等污染防治问题[12]。总体来说,当前研究较多考虑农村环境问题的外部因素影响;虽有部分学者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环境话语和经济理性等社会学视野探讨环境问题,但仍较为侧重外部环境对内在机理的影响。实际上,农村是一个基层自治组织,在行政手段并不完善或难以渗透情况下,环境政策落地往往依赖于基层社会配合度和参与能力,因而“自下而上”和“由内到外”有利于有效把握农村社会结构及治理利益关系而促进公众参与[3]。国外诸多学者认为抛弃社会内源结构去谈社会治理和公众参与问题有失偏颇[45],需基于治理的价值诉求和内在规则入手[6],结合社会(或某组织)特有的非正式网络的实际情况来研究治理问题。帕特南也认为,我们处于一个共同体社会,蕴含大量的社会资本;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谈公民参与及社区治理问题,不仅不能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行动结果也必是日渐式微与事倍功半[7]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基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农村环境治理问题,如宋言奇、丁湘城、张俊哲和王春荣等学者分析了社会资本与农村环境治理关系,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主体缺乏、管理成本较高和公众参与意识薄弱等为社会资本介入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机会窗[8-10]。总体来看,国内研究大多侧重理论层面,缺乏社会资本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影响机理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在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的相关运作逻辑的深入探讨。

本文选取一个村庄为个案,对其进行了2年多的跟踪观察,探索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包括:梳理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转型期的变化情况,研究其对养殖污染及治理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识别影响农村社会资本存量的关键因素。

1J村养殖污染治理案例及引发的思考

1.1J村概况

J村地处福建省南平市T(该村地理位置及村内概括见图1),共248户、998人,分为6个村民小组。2015年,全村的集体性财政收入为0,人均年收入约5900元,属于欠发达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外出打工和养殖。约1/3以上的家庭青壮劳动力在外务工,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J村是南方比较典型的以宗族为主体的村落。全村只有三个姓氏:陈、谢和苏,陈姓人数最多,而苏和谢姓不足20人,为数不多的谢姓和苏姓已融入整个社区之中。村里保存着陈氏族谱,建有祖宗祠堂,但是解放后遭到破坏。2012年全村花大力气进行了陈氏族谱的修订。村民还保留着过去的一些风俗习惯,例如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去上庙烧香。

全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养猪,共有46户养殖户,其中大户22户、散户20户,有4户在2014年放弃养殖。J村村民受教育水平低,平均受教育水平为2年;村里主要的环境问题是生猪养殖污染,养殖户没有建处理猪粪便的沼气池,废渣废水随处排放,空气恶臭、“水稻肥死”和“庄稼倒伏”等现象时有发生。

1.2选点依据

J村面临的养殖污染和治理问题是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的普遍问题,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村民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同时,J村具备典型的传统家庭生产和宗族村落的南部农村特征,在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人与环境、人与人以及人与社区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研究农村社会资本的变迁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通过多年的驻村观察,研究团队与J村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为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和真实性奠定了基础。

1.3数据

本研究数据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驻村观察等方式收集的。考虑到养殖污染的敏感性及社会资本的复杂性,首先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形式,于20133月至20147月对该村进行详实的调研(在调查前对研究生集中培训),以一对一形式对户主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由研究生进行填写,样本涵盖全村农户(排除外出务工及未分家的家庭),最终获取有效问卷110(农户64户,养殖户46);调查内容包括家庭成员基本信息、生态环境及日常关系、社会信任及关系网络及互惠规范等。

其次,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基础上,采用滚雪球方式找出重要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度访谈,包括重要养殖户与农户、政府官员、村干部和其他相关者。201412月和20153月,深入访谈分别以面对面和小组讨论形式进行,侧重农村环境治理政策、养殖污染治理困境和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等,最终形成55份重要文本记录。

再次,驻村观察。自20134月起,采用在J村租房驻点的形式(每季度至少3位研究人员在该村驻点约半个月),与村庄百姓共同生活和聊家常(上门拜访、乘凉拉家常、一起赶集和上庙烧香等),观察本村风俗习惯、养殖污染变化和相关主体的行为,并以照片、视频和日记的形式保留。此外,笔者于20164月对该村的村长和族谱编制者进行补充电话访谈,以确定调研的关键问题。



1.4养殖历程及污染状况

通过文献资料梳理及深度访谈发现,J村养猪扩张可分为四个阶段:(1)政府引导阶段(19881992)1988年当地政府为发展经济,引入山鹰集团以“公司 农户”模式搞养殖。其中农户负责散养仔猪,山鹰集团负责统购,但由于资金不足只有少部分人参与。种养结合是当时农村处理畜禽粪便的常态,而且养殖的废渣废水还成为农民争相利用的种田法宝。(2)缓慢发展阶段(19932005)1992年山鹰集团倒闭,遗留下的猪舍成为当地扩大发展养殖业的基础。邻里邻外的带动,并加以技术辅导和引导销售等,使养殖规模缓慢增加;随着化肥农药普及,禽畜粪便等传统有机肥逐渐失去其价值,但污染还处于村庄自然承载力范围之内。(3)种植转型阶段(20062008)。受到猪肉价格利好影响(20074月到20083月大幅上涨),再加上劳动力机会成本增加,养猪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并具有较高的劳动报酬率,许多曾以种植为主的村民转向养殖业,3年时间内养殖场新增30%。短期扩张给环境造成巨大压力,水质恶化、空气夹杂恶臭等问题开始出现,养殖污染问题逐渐进入村民视野。(4)环境恶化阶段(2009—至今)2009年以后一批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回乡,并在有亲戚关系的养殖户帮助下开始从事养猪。为节约成本,一半以上的养殖户没有建沼气池,猪粪和废渣随意处理,甚至直接将废弃物排放到河里。这进一步加剧了养殖污染问题,“庄稼倒伏”、“河水黑臭”等现象时有发生,甚至该地区的饮用水源多次被养殖废水污染。



为了解决日益严峻的养殖污染问题,地方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畜禽养殖污染的治理政策(20102012年全面开展了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采取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给养殖户建沼气池提供补贴,另一方面对部分养殖户强令拆迁。但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反而出现“边治理边衰退”的局面[11]。调研发现(见图2),非养殖户对本村环境治理满意度不高,56%的非养殖户对本村的生态环境不满意,只有14%对村里环境改善持满意态度。而38%的养殖户对村里环境治理满意,选择“不满意”的只有17%。可看出,由于严重的养殖污染,村落内部的养殖户和非养殖户出现了明显的利益分歧并展现出不同态度。然而,尽管大部分非养殖户对养殖污染意见很大,却很少有人付诸行动,仅18.8%的非养殖户劝阻过周围养殖户的污染行为。另外村委的行为基本是应付上级任务,多数是口头劝导,对本村养殖污染行为采取“默认”态度。整体而言,行政主导的强制性治理措施在短期内对养殖污染治理有效,但是治理效率不高,甚至存在“短期见效、长期失效”的问题。例如,在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之后,许多被拆迁的猪舍又开始重建,由小变大,由少变多,环境污染也趋于严重。

1.5引发的思考

J村的环境治理成效不理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不少村民(养殖户)既是污染者也是受害者,倾向于“不发声、不治理污染”;村庄社会关系、邻里互助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种植户向养猪业发展,导致养殖污染总量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对农村的环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基层有效执行和公众积极参与,然而案例中基层村委干部只是通过口头劝说或调解污染矛盾,强制性措施基本未实施过;再者,村民对于哪里有污染、污染程度和如何治理最清楚,但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搭便车”现象习以为常,集体行动难以形成;村民虽然对本村环境不满意,但举报事件较为少见,个别举报者被村里“千夫所指”或被认为是“好事添乱之人”。调研发现村民不举报的原因主要是考量邻里关系,高达52%的村民因此而选择不举报(见表1)

J村的经历凸显了快速变化的欠发达地区当前面临的环境治理的普遍困境。高达56%的公众对生态环境不满意,但只有18.8%的公众有劝阻过污染行为,其他不劝说的是因为考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且比例高达52%,其内在原因是什么?为什么63%的养殖户没有建沼气池且延续至今?在国家制度支撑失范情况下,村庄内部制度是否扮演不可或缺角色,若有作用则其运作逻辑又如何?这一系列问题涉及制度供给失效、社会关系力量强大和相互监督缺位等,其背后存在着彼此间关系问题,或农村多年来“自发秩序”的内在规则影响机制问题。若说中国社会归根结底是一个“人”的社会[12],那么任何有效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都无法脱离彼此联系及社会结构去谈环境治理问题;再加上农村社会是一个自治模式,要想实现环境善治目标,就需要一种相互合作和彼此信任的运作逻辑。结合以上问题,亟需一个理论架构去有效阐释种种现象,并深度剖析农村环境治理背后的根源。



2社会资本视阈下农村环境治理理论构建

2.1农村环境治理

环境污染不是城市独有的专利,也不是个别地方现象,它是一种跨地区(国界)的对人类的全面报复行动[11],当前中国农村尤其如此。在环境污染问题上,庇古主张政府通过“庇古税”来纠正环境污染负外部性问题,尼斯认为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得产权难以明晰,因而他们提出政府主导环境治理模式[13]。由于政府也存在失灵现象,众多学者认为环境污染问题可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其中朱利安·西蒙认为环境问题可通过市场理性得以解决,并不需要对环境进行监督和管制;科斯将环境问题难治理归因于交易成本和资源产权,明晰产权可使得污染问题内部化,即市场主导治理模式[14]

由于农村环境问题具有分散性和不确定性,污染源头难识别、监管难度大,政府直接管控成本高和供需缺口大等客观原因使得政府主导或市场管控效果不佳。诸多学者认为农村环境治理失效原因在于当前环境治理方法存在内在缺陷,即治理主体间权力不对等导致公众参与机制缺乏,也就是说实践过程中“政府-企业-公众”主体之间关系处于“命令管制-被动管制”状态,再加上农村环境的系统性、关联性、特殊性与动态性等使得治理绩效不容乐观,政府或市场“孤军奋战”难以达到环境保护的“社会化”[15]。因此,学术界结合环境治理困境提出公众参与治理模式[13],着重强调治理中协商合作和多元主体,多元共治才是农村环境治理的有效路径。要促进农村环境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公众资源治理中通过信任、合作和规范形成自主治理,就必须从人与人之间关系入手研究农村环境治理问题,此时就需引入“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2.2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介入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源于人们交际过程中产生的情感关系或资源交换,由信任、关系网络和规范等要素构成,是区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16]。帕特南发现社会资本有以下几种功能:一是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困难的问题;二是在社会发展中充当润滑剂角色,调缓冲突与矛盾;三是形塑合作意识及构建社会共同体[7]

福山和科尔曼等学者将社会资本引入到社会治理机制中。他们认为文明社会离不开社会资本,社会治理也需社会资本[17]。奥斯特罗姆冲破政府与市场二分法的桎梏,基于社会资本提出了“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模式,认为公共池塘资源(牧场、供水设施及环境保护等)管理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其社会资本存量;脱离或破坏这种社会基础的政府干预或市场行为会使结果更加扭曲[18]。宋言奇指出农村环境管理复杂性、乡土社会特性和农村环境多元性等客观情况决定了社会资本是农村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时认为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发挥着促进多方合作、资源合理利用和遵守相应规则等功能[8]。苏时鹏通过一个水源地养殖污染治理案例发现,利益需求及社会关系影响公众治理态度和参与行为,从而对农村环境治理绩效有较大影响,并提出在养殖污染治理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当地社会关系网络[19]

总体来看,社会资本与农村环境治理之间存在许多一致性和内在必然逻辑关系[91013]:例如环境治理强调合作,而传统的农村社区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等特点就是典型的信任与合作机制,也是农村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社会资本能够为环境治理政策的落实提供支撑[710],能够作为农村环境治理制度的有效补充[9]。因此,农村社会的特殊性及复杂性[15]、政府主导的单一治理模式的失效[11],以及农村环境问题的公共物品特征[1315],为社会资本介入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突破口;再加上社会资本具有资源整合、组织协调、规范与沟通等功能,弥补了农村环境治理中正式制度缺陷[20],因而社会资本对农村环境治理有较强的解释功能。

2.3本文的分析框架

农村环境治理是治理理论在农村环境领域的延伸与拓展,是通过有效整合各利益相关者力量从而促进农村环境福利的最大化,是多元主体对农村环境共同事务的管理。其中养殖污染的治理问题是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主要难题之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案例中公众不举报、环境治理失效等可初步从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介入中找到答案,如社会关系和乡约规范等指导或影响村民行为决策,致使村民不举报和不参与;地方政府与养殖户之间沟通和信任的缺乏,导致养殖户沼气池建设较少。正如孙立平所言,若将个人为满足自身利益采取的行为方式称为生存策略,则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直接形塑着该生存策略[21]。那么,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有何作用,其运作逻辑又如何?

基于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本文构建了社会资本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系统分析框架。即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软资本”,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附于人际交往或社会组织之中;且以信任为基石,以关系网络为工具,以互惠规范为内容[1617]。社会资本又可分为个人中心社会资本(侧重主体关系)和社会中心社会资本(偏向非正式制度)[22]。本文选取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资本,通过个人与其他主体间关系、信任和互惠规范等情况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影响。

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存在正面效应或负面影响,其关键取决于社会资本蕴藏存量或开发程度[23]。从运作逻辑看,可归纳为合作机制[17]、沟通机制和约束机制[2413],进而决定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成败[25]。在合作机制上,良好的社会信任可促使多元主体合作默契及高效,能够减少环境决策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囚徒困境”,易生成环境治理的集体行动;在沟通机制上,关系网络嵌入在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具备良性关系网络的成员归属感较强及沟通便捷,可促使环境诉求的表达及利益相互协调,推动村民自主形成“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并形成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26];在约束机制上,规范有利于指导或约束人的行为,这种“软”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环境公共物品属性的空白,可通过村规明约、乡风民俗等约束力,使违规的村民承担失去信用与声望、失去良好邻里关系等社会惩罚,从而引导其主动遵守环境规则。社会信任、关系网络和互惠规范三要素基本反映了环境治理中的主体行为、利益表达和规范约束等关键要素[27]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的社会资本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系统分析框架主要如图3所示。需说明的是,社会资本要素对农村环境治理并不是简单作用关系,更多是非线性和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3案例现象分析

3.1社会信任的差序,主体合作治理程度低

信任是社会资本一个核心维度,不同个人(群体)会因交往的规模和熟悉程度等产生不同信任程度。信任在农村环境治理中是一种有效粘合剂,比行政管控与市场调解手段更为灵活与人性化,有利于协同治理和降低交易成本[28]。在传统封闭的农村,彼此在日常生活生产中交往而促进熟悉程度;受城市化以及市场因素的冲击,社会信任在其过程中不断变迁。

“以前彼此都很熟悉,没有什么不信任;现在有的人从打小就没见过几次,你说不熟悉怎么去相信人家,同时‘杀熟’也时有发生;再加上这几年外地人(上门推销的,捡垃圾的)较多,村里很多人被骗了……你说的是普通话又不是方言,所以人家就不相信了。”(村支书,男,50)



村庄封闭性被打破且“杀熟”和上当受骗现象凸显,对村民的信任水平有较大的影响,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下降明显。从表2看,J村的信任结构存在一种“差序格局”:家庭成员、亲戚和邻居依然是信任度最高的群体,外地人和陌生人更难被信任。在村落内部,养殖户的被信任水平也普遍低于一般村民、同学和朋友,处于较低水平。

养殖户(信任度均值为1.92)及村干部(均值为2.46)得到的信任均比较低。进一步了解发现,养殖户的污染行为削弱了村民(非养殖户)与养殖户关系。村民认为养殖户过分追求养殖效益,借由“河水是公家的”而破坏村落环境;对村干部和乡镇府不信任是因为在养殖污染治理中参与性不足和治理结果与预期落差较大,导致干群间的信任逐步弱化与降低。养殖户的抵触主要是因为与养殖相关的补贴的发放问题没解决好。

“近几年未收到母猪补贴……村委干部‘私吞’了……(我们)宁愿把病死猪扔到山上或河里也不情愿扔到干尸井中处理。”(养殖大户,男,60)

实际上干尸井是村委利用母猪补贴而建,但养殖户对此并不信任及买账;后续了解到地方政府在养猪补贴和拆迁上开过动员会议,但往往是走形式,养殖户多次提的意见并未采纳。政治信任依赖于社会信任,公众与社区其他人联系较多、参与活动(政策)越频繁或效果符合心理预期,则越能提高政府信任感[29]。案例村中养殖户在环境治理中未参与决策或利益诉求未得到表达;而村民认为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其治理效果未符合期望值。由此,环境政策实施过程中参与不足和心理预期落空,怨恨和不满的累积必然危害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使得养殖户对政府的信任逐渐缺失。如果不信任的群体没有接近决策者的渠道或参与不足,或是制度刚性太强而无法适应变迁,那就可能在社会中导致信任缺失从而产生破坏性的冲突或崩溃[30]

社会学家卢曼说过,“社会信任是一种简约机制,能使双方对事物有具体的目标,在较少的交易成本下展开互惠合作;但特殊信任为主导时,则运作机制会形成双重标准,在公共领域造成集体行动困境”[31]J村社会信任正在发生以“血缘”为中心到“血缘”和“功利”的分化,其群体性质的血缘性和地缘性逐步弱化的特性比较明显,功利性色彩趋浓;呈现出以特殊信任为主,普遍信任发育不足,一般信任居中的“差序”。J村较为封闭的共同体日益被打破,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村庄社会信任受到强大的干扰且信任关系脆弱性也相应增加,其信息的不对称、惩罚机制与监督机制的滞后性,使得村庄信任成本极高及信任危机凸显,也致使不同主体间的合作机制难以形成。

农村环境治理是一项公共事务,其稀缺性与公共性势必要求各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案例中养殖户对村委不信任,农户对政府不作为产生愤怒并积累情绪,村干部兼顾养猪角色使得威信力缺乏,农户对养殖户既不敢怒也不敢言。这导致生态环境一直恶化且村庄信任流失,两者相互作用致使集体行动难以形成。当政府、养殖户和村民三者间社会信任不足,再加上特殊信任的“小圈子”主义及排外特征,利益主体间的分歧就逐一扩大并展开各自动态博弈,当个体理性大于集体理性,“囚徒困境”的尴尬局面就会出现。

3.2关系网络的转型,人情关系阻碍诉求渠道

由于中国是关系和伦理本位的国家[32],众多学者直接将关系本位等同于社会资本[33],社会传统文化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本是在关系及“面子”方面的拓展和延伸[34],但关系只是社会资本中关系网络的一种具体表征[35],而且关系网络更多是体现成员在网络中的归属感及参与互动[36],主要可通过参与意识(个人责任感及对网络做贡献的意愿)和归属感(个人与他人或组织的关系)体现[37]。总体而言,J村中农户参与意识薄弱和归属感不强,具体表现:在“您对本村公共事务(如修路,养猪污染治理等)的态度”上,55%的调研对象表示不愿意参与,认为本村的事务是领导的事,与自己无关;22%希望积极参与,该由当地人共同协商决定;23%想参与,但缺乏参与的正当渠道和条件。



“以前大家是‘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对农村集体的事情都很热情(如修河堤、开山、清河泥等),干少了都会被人瞧不起,年轻一点的都不好娶媳妇;现在都觉得修路、铺桥和路灯等都是政府的事;去年下半年,我们村修了一座桥,村民就没参与过,他们认为不要出钱且把东西办妥了是件好事情。”(妇联主任,女,46)

在“目前自己与村里其他人关系怎样”上,21%农户认为自己与其他人关系较为密切,归属感较强;26%觉得没什么变化;53%的农户觉得关系变差了,没什么归属感可言,归属感是建立在大家利益基础上的。

“这些年大家都是各搞各的,自己与村里其他人的关系上都一般,见个面打个招呼而已,关系不如以前亲密,(以前)别人在吃饭时候来了,主人家会邀请一起吃饭喝酒,现在即使你添了碗筷人家也不爱吃;现在基本是与自己关系处的不错的玩,想要不被孤立或融入集体(圈子)就要看懂不懂做人。”(族谱编撰者,男,56)

可以看出,在社会变迁中J村村民的公共活动领域日益缩小且归属意识逐渐减弱,参与意愿不足和村民间呈现原子化。由于农民生存条件和方式的限制,农村社团组织较少,再加上当前政府的大包大揽和市场经济冲击,农民的参与意识薄弱且社会参与率低。另外村民关系不如以前密切(正如族谱所言:近年来村落人心不古,一些人的言行不太像话,眼中只有金钱铜臭,甚至连老祖宗都忘记了),宗族概念逐渐散失,逐渐呈现原子化,关系取向的功利性及外向性逐渐凸显出来,不再局限于地缘和血缘,交往空间及焦点侧重与自己关系好的“圈子”上,若想关系密切或在群体中有归属感就依赖日常处世之道,如关键时候愿意卖“面子”和相互做“人情”。村民人情关系出现变异,更多是淡薄血缘关系及将“外部”资源内部化“共享”的一种基本处事方式,且这种变异并不能以简单的传统或现代来阐释,而是两者的相互融合,在情感义务和利益理性之间随势摇摆,依赖与其他人(组织)交往过程中两者的平衡并适应社会的变迁,当超出人情和面子许可范围时,利益理性占据人际关系取向。养殖户R的养殖场建在村民T家附近,长期以来,村民T就有非常大的抱怨。

村民T:“你们太没良心了,良心完全被狗吃了,一两年我不说,这么久了你们还是这样的排臭味,这怎么让我家活,我死在你家猪圈算了”。

养殖户R回击道:“我们挣钱多不容易,如赌博一样;有本事你也去养啊?建在我家旁边也可以!

自那次冲突后,村民T家就与养殖户R结下了梁子,彼此见面也不招呼且背后相互说坏话。村民T通过“劝说”、“吵骂”和“动粗”等途径表达利益诉求,引发周边人群同情及争取道理的制高点等,但因大部分选择沉默,该少部分人会被认为“好事之徒”或认为“不知礼、不懂事”,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基于传统性和情感理性的人情关系并未转向合理性和法制性的处事风格,农村社会当前所处的特殊环境必然使村民价值观矛盾冲突不断,处世之道也必然夹杂对立矛盾,这便是农村生存的“无奈圆滑”,因而许多受害村民受到了人情关系影响选择沉默或低调处理;甚至部分农户还替关系好的养殖户出头一起对抗政府,以表示自己关键时候卖“面子”。据分管该村的副镇长介绍,该村在2012年养猪拆迁过程中发生过纠纷,因为补贴不合理使得养殖户联合众多村民一起围堵镇政府干部,最后地方政府为缓解矛盾放弃拆迁……当晚,养殖户就邀请参与围堵的村民吃饭喝酒,并一一表示感谢。

在参与意识不强及归属感较弱的关系网络中,一方面村民间原子化是归属感弱化的外在表征,村民在长期日常生活中交往频率并不平均,总是存在对象的针对性,“有关系好办事”也已转化为地方性知识与生存策略。村民不是不清楚养殖污染的危害,而是出于维护与养猪户间关系的考虑,往往会选择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关系密切的群体中大家都遵循着“人情大于法”,或一般性关系中关键时候需卖面子,而其他圈子或不懂“处世之道”的人被排斥或孤军奋战或最后被迫选择沉默,其利益诉求在养殖户与村民之间得不到沟通及有效均衡。另一方面村民无心参与环境治理,公共事物的缺位使得其产生惰性及对政府具有强大的依赖性,且更多关注养猪带来的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治理出发点及各方利益需求也未实现自下而上的沟通传达;再加上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实践弱化或产生负面影响,村民更多倾向调解、内化等渠道解决养殖污染纠纷,政府、养殖户和村民在环境治理既有目标、利益和期望上未达成一致及形成良性互动。

3.3互惠规范的嬗变,富人群体主导话语权

社会规范是人们共享的规范,涵盖互惠的准则及使用的规则,对人们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16]。互惠规范主要包括互惠规模和遵守规范情况两个方面[36]。调研结果显示,J村农户互惠规模较大,且大家都较为遵守村规民约,具体表现在:农户个人或者家庭遇到困难(子女上学、污染冲突和借钱等)在本村请人帮忙时,通常可寻求到他人的帮助,其中给予帮助的人主要是村中富人群体。由于以前生产力低下及物质匮乏,彼此会因一些小事情(邻居间借个碗、盖房子帮工和抢收抢种)互相帮助,当前互惠更多的是侧重经济利益关系(如借钱或赊账)

“以前彼此都会为一点小事情相互帮助,涉及到借钱都是找自己的至亲,关系不好的一般都不好开口说;现在大家借钱不太看血缘关系,只要我和你关系不错(或者有钱),都可以借的,范围更广,但不会因琐事麻烦别人,欠下人情不好还,小事情都是找自己的父母兄弟。”(农户,女,52)

56%农户会遵守村规民约,这种默契是以明文或舆论的形式存在,大家对此都心照不宣;30%农户认为村规民约不是法律,没有必要去遵守。村长在电话访谈中讲到:

2010年制定了村笋条约,开始只是在村里贴个公告(但效果不好,仍然有许多人拿出去卖),后来就采取了罚款制度(在规定时间内被发现挖笋者罚20/个,还在村内公示其名单),整体效果不错;我做小鬼(儿童)时,只要族长一句话大家都爱听,大家都积极遵守。”(村长,男,49)

从以上看出,互惠对象发生重大转变,非理性互惠(日常中小事情)由以前的地缘和血缘对象转化为如今血缘性对象,而理性互惠(交往行为发生之前理性预计和考虑回报等)由以前的血缘型变为如今的对象模糊(只要对方有钱,可通过“即时结清”等方式解决);另外村规民约虽在“挖笋”(私人领域)存在,但在公共领域的规范约束功能散失,从而未约束养猪户行为、降低机会主义风险和减少违约成本,更未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及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总之,J村中富人群体在村庄内部具有强势的舆论宣传效应和绝对话语权,并且村民日常受养殖户恩惠较多,如养殖户杀猪分点肉给平时有意见的受害者;养猪场请村民帮忙并支付工资;饲料店老板每年为养殖大户提供上庙集会的香纸……村子的经济本身并不富裕,能得到此类精英群体的“厚爱”,村民在心里已经很满足了。可看出,富人群体利用农村的“互惠”和“习俗”,将“恩惠”通过日常互惠赠予其他人,这种交换关系带有“理性计算”,隐含富人群体意识形态(后续的利益需求);许多农户为“知恩图报”在制定养殖污染治理的村规民约上都不太配合(村委集体开会讨论过养殖污染治理的村规条约,其中着重讨论如何处理废渣废水问题,村民都没表态,最后并未形成相关条款),使得村落常见“春笋”条约,却没有见过养殖污染治理条约。由此可见,富人的互惠导致有些乡规村约制定或实施失效,在村庄制度内使得养殖污染处于“真空”状态。

实际上,J村互惠规范还处于传统区域(互惠规模较大和遵守规范),其嬗变主要体现农村公共生态环境领域规范缺失,其原因是富人的挤出效应,富人主导话语权并发挥权威使得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群体,一方面在此氛围下大多村民热衷挣钱比富,就农村环境并未形成自我约束的认同感及内部同质性的环境保护行为方式,环境治理未来预期的低下也阻碍了村民生态公德教育,经济上的富裕和阶层分化使得村民对社会资本自我投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富人群体强加自身利益于他人,削弱了其他群体的利益表达及社会参与,久而久之会使社会资本发挥其消极作用,同时农村环境执法不力或政策规范空白使得正式规范缺位(尤其当前农村的“污染下乡”现象),导致村民在日益碎片化的社区中失去某种可以依赖的客观性依据,从而减弱了对环境规范认同及参与积极性。历史实践证明,社会资本是通过长期积累而成的,换言之,社会资本不会自动生成,已形成的社会资本若没有被利用和投资也会消耗殆尽。富人群体主导情况下公众对社会资本投资乏力,加剧了社会资本流失,农民环境意识薄弱致使环境利益被忽视或缺少群众基础,一旦经济利益至上占据村落话语及阶层异质性蔓延,就会对社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

4社会资本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影响

4.1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表现

从对J村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变化的分析,即信任水平降低、人际关系功利化趋显和规范约束力弱化,不难发现这种变化对该村的环境治理产生了较大的负面作用。传统的中国农村也有社会资本,乡绅和宗族治理下的信任、关系网络和互惠规范都比较健全,维系了农村的发展(该类属于传统型社会资本,带有明显先赋性的特殊主义特征)[38],当然是以社区成员较少、相对封闭性和群体的同质性等条件作为基础。社会转型过程中J村农村传统社会资本处于快速变迁状态,即传统封闭性被打破难以保障相互信任的维持(普遍信任十分缺乏),人口外流难以提供稳定环境并使得社会资本赖以生存的结构逐渐消失(村落归属感较弱,参与意愿不足),要求某群体按照既定利益或某个人利益行动(富人群体掌握话语权并在互惠中占主导地位,群体同质性减弱,使得规范制约功能散失),呈现出传统型社会资本被破坏,而现代化社会资本并未形成(具有法理契约特征,其主要特征是普遍信任较高),该流失现象也佐证了科尔曼观点,即封闭性、稳定性和意识形态是社会资本形成或流失的主要原因。在整个环境治理过程中,转型间的社会资本在三个维度发挥着负面效应,对治理主体不信任、人情关系变异和环境规范缺失等制约着新生力量产生及阻碍了集体行动形成,也使得J村长期处于污染失控的状态(排除政府政策未有效渗透及村庄经济发展因素)。在社会资本流失及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它也发挥了“积极效应”。20148月,笔者再次返回J村,发现该村一部分养猪场已经拆除。据村民称,“要是没有A5(一位养殖大户)的带头示范作用,政府较少的拆迁补贴,自己不可能拆除养猪场的;人家那么大的养猪场,都拆了,自己一个散户就更应该了。”还有养猪户反映,“A5是猪价行情的‘诸葛亮’,这么少的补贴都拆了,看来未来猪价行情必将下跌,自己也就跟着拆了。”在政府治理的末端,村民往往处于“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之间,特别是在公共空间萎缩情况下,污染问题最易被忽视;若有相应的精英群体将社会资本嵌入到环境治理中并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则养殖污染治理的道路就会相对顺畅。

从上文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发挥着或好或坏的作用,为什么社会资本既有流失也有发挥作用?“社会资本”一词源于社会学中的“社会”和经济学中的“资本”,其本质上是“资本”,如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是一个中性概念,只有当它在某种情景下生产于或被利用于某类组织(个体)时才会呈现其积极性或消极性[39]。影响社会资本功能的关键在于其存量,存量足会使某些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易促进集体行动产生及凝聚治理合力,也制约服务私人的个体理性,真正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问题;而在缺少它或存量不足时,这些目的就不会实现并产生负面作用,使其在“公”、“私”领域被区别对待并发挥不同作用[1835]。因此,我们需进一步思考案例中A5主动带头拆迁问题,其原因难道是考虑环境污染问题?若是,与其他养殖户有什么区别?为何之前不带头?访问发现,养殖大户A5是该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也是本村委员),在拆除前T镇政府人员对他做了相应的工作,若带头拆迁并促进周围散户拆除,那么村专业合作社就可获得项目扶持,同时在“美丽乡村”申请时有加分(其中可以获得很大一笔财政拨款)。后续通过调查其他村民获知,A5带头拆除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给通往A5家的水泥路建设拨了一大笔资金;当笔者与A5核对时,他表示未有此事。可知,精英主体带头确实能够促进周围效仿或推动集体行动生成,但其背后原因并不是社会资本在“公共领域”发挥正向作用,而是社会个体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使用社会资本,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和寻求共同体认同需要的双赢局面促使其带头示范,虽体现了社会资本摆脱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但也违背了社会资本兴起的初衷(社会资本目的在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而不关心个体如何获益)。虽说在“私人领域”发挥了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并促进了养殖污染治理,但其背后权财交易及窃取公共利益等行为无人禁止或大多数选择沉默,也凸显出社会资本存量不足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若在守望相助和彼此熟悉的村落,行动个体必然会权衡私人利益和共同体认同,避免受到“社会惩罚”(如被贴上“道德不好”标签,“面子”上受损,在遇到困难时其他人会对其避讳等)。在制度僵化和滞后的断档情况下,这种钟摆式运动恰好会受到存量足的社会资本制约,并降低负面效应发生的概率,从而提供个人与制度的缓冲,并对制度产生或社会规范起到推动作用。

4.2社会资本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影响机制

案例中社会资本的大量流失导致个体在村级自治模式下缺乏自力救济的有利条件,最终选择“大多数沉默”,进而导致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不足和对政府过度依赖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影响到各类政策、治理策略和公共投入等在村级终端作用的发挥。传统社会中社会资本是个人和集体生存和发展关键[40],而在欠发达的J村,经济先行成为当前发展关键;再加上社会转型及结构变迁,村庄内部分化严重,富人群体长期占据话语权且弱化了社会资本投资,种种因素综合导致社会资本流失和存量严重不足,即表现为普遍信任不足、关系网络松散和规范约束力低下。另外,政府侧重以奖促治和项目投入,未充分考虑管护成本及重视农村自我调节与约束;欠发达地区环境治理成为村委争夺项目资金的手段,使得基层环境治理更加依赖地方政府的作为。对J村而言,社会资本对其环境治理更多是负面影响,其作用过程主要通过社会信任、关系网络和互惠规范三要素使得村庄内聚力弱化(合作机制难以形成)、阻碍沟通渠道(面子关系)、自我投资乏力(约束力弱化),从而导致在环境治理中主体单一性、公众利益诉求断层使得参与动力不足和环境问题边缘化等。而养殖污染内在运作机制缺乏多元主体参与:合作机制未形成使得环境治理责任重压于地方政府,缺乏沟通平台和对政府不信任让村民参与意愿低下和利益诉求隐藏,约束机制弱化显现对环境问题淡漠及追求经济发展,在治理主体单一化、利益诉求缺乏和治理目标背驰情景下,未形成自下而上的沟通机制,因而在自上而下筹资模式下农村环境治理愈发困难。

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中的运作逻辑可归纳为:一方面社会资本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悄然流失,转型期间社会资本因存量不足而使得正向功能趋弱,个体在村级自治模式下缺乏自力救济的有利条件,最终选择“大多数沉默”,因而面对环境污染问题,社会资本显得制约薄弱与效率低下,且对农村环境负面影响加深了原有治理困境;另一方面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不足,公共领域活跃程度低,对政府过度依赖及主体诉求表达缺失等加剧了社会资本流失、阻碍了社会资本自我更新及现代性社会资本的形成。正如帕特南所言,社会资本能够自我增值并具有累积性[41],若产生良性的社会互动则会实现自我增值和存量累积,也会通过存量增加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若作用相反,则会使社会资本流失严重和存量不足并表现为“隐性”,而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如图4)。因此,社会资本与农村环境治理两者相互作用,在农村社区机制共同维持及发展建设中相辅相成,其效果具有社会性,收益具有扩散性,能够在农村公共领域发挥应有效应;而农村有效治理有利于形成社会资本自我增值及累积的路径。

5结论

受快速城市化影响,农村的社会资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落传统的社会资本大量流失,而新型的社会资本却未发育,表现为差序社会信任格局、信任水平降低、村落归属感较弱、参与意愿不足和规范制约功能丧失等诸多方面,并且对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本文在布尔迪厄和帕特南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通过对J村社会资本与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的长期追踪和系统分析,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首先,社会资本之于农村环境治理,既存在正向影响,也可能出现负面影响,关键取决于村落层面的社会资本存量是否充足。若存量足则易促进集体行动以及凝聚治理合力,从而达成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有效妥协。在存量不足的情况下,小团体关系(例如养殖户之间)凸显,会导致社会资本在公共领域发挥消极作用,例如案例中村民之间难以形成应对污染的合作机制,养殖户等富人群体主导话语权谋取私人利益最大化等。

其次,在当前农村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的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直接影响其长短期的有效性。社会资本通过合作机制、沟通机制和约束机制影响环境治理,通过社会信任降低交易成本并推动多元主体集体决策,关系网络促使环境诉求的表达及协调利益冲突,规范要素对人的行为起到约束制衡或凝聚的作用。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社区和个人的自觉行为以及有效的制度供给,虽然当前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支撑,但在纵向渗透上仍存在一定弊端(如案例中养殖治理的公众参与不足、对政府过度依赖及利益诉求表达缺失等一系列问题,或存在“短期见效、长期失效”现象),再加上农村环境管理的复杂性、农村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和农村环境保护内涵的混合性等有利于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发挥长期效应,以此弥补行政主导的单向不足;也可说社会资本会是行政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的重要补充。



最后,需要加大对农村社会资本的投入。在农民快速流动的现代社会,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更加依赖良好的社会实体间或内部联系程度和整合程度,概括有以下几点:需发动村民广泛、深入地参与农村建设(尤其是要发动留守人群自主进行未来的选择,凝聚流动农民意见诉求),通过不断提高农村公共事务参与度来增强社会信任度和社区归属感;政府要侧重有效政策供给,在村庄合并同时促进行政边界与生态边界耦合,明确行政作用空间并将更多话语权赋予农民,以制度资本促进与规范社会资本,更好发挥社会资本规范机制功能;增强农民家庭与内外部联系程度,整合农村现有民间组织资源,在互动交往中培育良好的关系网络并提升个体人力资本等,最终促发形成主体信任、沟通协作和规范有序的运行机制。以上只是简要论述农村社会资本的投入问题,如何在当前我国背景下改造现有资本存量及利用制度创新增加现代性社会资本,是摆在学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议题。

必须承认,在我国农村当前的快速转型期,社会资本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关系尤为复杂。不同地区历史文化基础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同时农村环境的污染源多样、利益需求多元、多种因素交叉影响,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本文基于个案探讨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问题是一个尝试,力求通过系统分析框架的构建,探索社会资本对农村环境治理的作用逻辑。未来仍需要结合中国农村快速城市化、社会经济快速变迁的大背景,进行多角度、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案例研究与理论探索相结合,进一步明确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外延,探索社会资本与其他社会经济要素和农村环境污染的交互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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